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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

指标执法 权力滥用的催生剂
作者:张宏超 律师  时间:2011年03月17日

广州日报2011年3月16日报道,(记者谢华兴)“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昨日上午,厚街镇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会上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表示,对于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将追究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
黑恶势力向民生领域渗透
  厚街公安分局局长陈福华在大会上说,去年分局积极推进“五个防”措施,圆满完成了“平安亚运,平安厚街”目标任务,全镇社会治安持续好转,盗窃汽车案同比下降53.7%,违法犯罪报警数同比下降4.3%,特别是今年以来治安工作开局良好,违法犯罪报警数同比下降20%。
  “厚街酒店多,流动人口多,外来帮派多,黄赌毒等诱发、滋生黑恶势力的社会消极因素多。黑恶势力的触角向镇里民生的各个领域渗透,从建筑、客运、物流、娱乐、餐饮、夜摊等行业,到生猪、肉类、海产品、豆腐、蔬菜、酒类批发等市场,都成为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黎惠勤在会上如此说。
  派出所每月报涉黑涉恶线索
  今年是厚街的“打黑除恶年”,陈福华说,“我镇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等形式为主,涉案人员多,社会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陈福华表示,今年厚街的“打黑除恶”行动要结合全国严打春季攻势、全省“粤安11”专项行动和全市刑侦工作会议部署的“四大”打击行动,向黑恶势力犯罪“下重锤”。
  陈福华表示,厚街的各派出所每个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由刑警大队汇总核实,增强侦查打击的针对性。此外,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并通过打团伙,带破敲诈勒索、强逼交易等6类案件,提高破案效能。
黎惠勤:打黑不力 该撤职的要撤职
  陈福华表示,要以派出所辖区为单位,集中力量对涉黑涉恶线索开展深入的调查摸底,真正把黑恶势力的底数、成员、犯罪行为、活动规律及背后“保护伞”摸清楚,予以一网打尽。
  据了解,目前厚街镇已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接下来还将制订实施方案,组建督导组,签订责任状。
黎惠勤说,要加快建立摸查责任倒查制、办案责任倒查制和领导责任倒查制,“对辖区内黑恶势力犯罪摸排工作瞒报漏报者,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打击黑恶势力不推不动者,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1-03/17/content_1294088.htm

根据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4个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黑”护商,以“商”养黑);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或者纵容(保护伞),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内(行霸,村霸、区霸),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恶劣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以及百姓生活,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惧感。
法律、司法解释尚未对恶势力做出明确解释,现代汉语大辞典对恶势力的解释为:是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的犯罪组织。笔者认为“恶势力”亦应同时具备以下4个特征:
1、 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人数较多(一般为3人或3人以上),有相对明确的组织者或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 二是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多次(一般为5起或5起以上)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组织容留妇女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暴力性;
3、 三是严重扰乱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4、 一般无合法经济来源,经济实力较弱,没有大的经济实体,保护伞和关系网不明确,或层次较低。
黑恶势力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2010年重庆的“打黑”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受到老百姓的赞誉。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打掉67个黑社会团伙,然而厚街是一个辖区面积不过126.15平方公里的镇区,能否形成如此丛生的黑恶势力团伙?拭目以待!
相关公安机关通过下指标、分任务的方式,很有可能使得一些还无法升级为黑恶势力的黑社会组织将被升级,被列入严打范围之内。更甚者有可能是的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会被作为涉嫌黑社会团伙而被打击。
公安部下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执法质量考评制度的意见》,严禁指标执法。但遗憾的是,前述报道中公安机关在政绩驱动下,制定不切实际的执法指标,很可能成为权力滥用和乱用的催生剂。亦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执行回到“严打”的年代之嫌。